川習會即將舉行 臺灣的「菜單危機」迫在眉睫
▲隨着「川習會」的腳步逐漸逼近,臺灣內部的焦慮情緒正悄然升溫,從政治圈到學術界,從媒體評論到街頭巷尾,一種不祥的預感正在蔓延。(組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賴清德總統捨棄國家元首的格局,以非正規手法突破封鎖,成功訪問史瓦帝尼,爲此得意洋洋,大放鞭炮慶賀。然而,一個可能重創臺灣的交易正在美中之間討價還價,相對於燃放鞭炮,其潛在的爆破威力遠遠過之。
隨着「川習會」的腳步逐漸逼近,臺灣內部的焦慮情緒正悄然升溫,從政治圈到學術界,從媒體評論到街頭巷尾,一種不祥的預感正在蔓延。
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日前接受彭博社專訪時,一句話道破了這份深層恐懼。他直言,最擔心的是「臺灣被列入習近平與川普會談的菜單中」。
這句話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並非因爲其內容前所未聞,許多觀察家早已默默揣測這種可能性,而是首次由臺灣的高層官員如此直白、毫不掩飾地說出口。吳次長的這番話,猶如一層薄薄的窗紙被猛然戳破,揭露出臺灣在大國博弈夾縫中的真實焦慮與無力感。
長期以來,臺灣官方對外論述始終強調臺美關係「堅若磐石」,並對任何質疑美國承諾可靠性的聲音貼上「疑美論」的標籤,視之爲破壞社會信心、動搖民心的「認知作戰」。
在這種話語體系下,美國被描繪成一個無論風雲如何變幻都會堅定守護臺灣的可靠盟友,而臺灣則扮演着民主陣營最前線的忠實夥伴。然而,當第一線的外交官親自坦言「沒有什麼是100%確定的」時,這種官方論述與現實感受之間的巨大落差,反而更加凸顯了臺灣安全感正在發生的深刻鬆動。
問題的核心在於,過去數十年來臺灣所依賴的「價值同盟」邏輯,正面臨被更冷酷、更現實的「交易邏輯」所取代的風險。
冷戰結束後,民主價值、人權理念、自由經濟體制等軟實力因素,一度被認爲是維繫西方陣營內部凝聚力的關鍵紐帶。然而,當國際秩序進入新一輪的重組週期,大國之間的競爭愈發赤裸裸地圍繞着利益、權力與資源展開時,價值的光環正在迅速褪色。臺灣過去習慣於高舉「民主盟友」的旗幟,試圖以此換取美國的長期承諾,但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在真正的地緣政治角力中,旗幟的顏色遠不如籌碼的重量來得重要。
要理解臺灣當前面臨的「菜單危機」,就必須先剖析川普獨特的外交思維與行爲模式。不同於傳統的美國政治菁英——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他們往往將外交政策建構在意識形態、歷史責任與制度聯盟的基礎之上,川普的視角則更接近一位房地產大亨的商業談判桌。
在他的世界觀裡,國際關係不是價值共識的延伸,而是一場零和或非零和的利益交換遊戲。盟友不是基於共同信念而自然結合的夥伴,而是需要在每一筆交易中重新估算成本與收益的合作對象。
回顧川普執政期間的種種作爲,不難看出這種「交易至上」邏輯的一貫性。這也正是臺灣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在川普的棋盤上,臺灣的戰略價值不會被否定,但也不意味着必然換來保護。
恰恰相反,越是高價值的資產,越可能被當作談判桌上的王牌。當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存在需要解決的重大議題時,臺灣作爲一張「高階牌」被拿出來交換,不是陰謀論,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風險,一個由權力不對稱與利益不對稱所決定的必然結果。
這種風險並非空穴來風,從近期中美高層互動的具體內容中,已經可以嗅出端倪。4月30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盧比歐通話,在這次被外界高度關注的對話中,王毅明確指出「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最大風險點」,並將其定調爲不可迴避的核心議題。
這不是中國方面第一次提出這樣的表述,但在當前川普可能重返白宮、中美關係面臨新一輪調整的敏感時刻,中方選擇在此時重申這一立場,顯然具有強烈的戰略意涵:任何中美之間的交易,都無法繞過臺灣問題,而且中方不會接受對臺灣問題的模糊處理。
與此同時,中美也在經貿領域緊鑼密鼓地展開磋商。中方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主導,與美方財經高層官員進行對話,討論的範圍涵蓋關稅、市場準入、供應鏈安全、人民幣匯率等敏感議題。
這種「安全與經貿雙軌並行」的談判架構,本身就意味着雙方正在試圖在政治底線與經濟利益之間尋求某種「大交易」。在這種交易結構中,臺灣問題極可能被納入一個更大的交換方程式——安全讓步換取經濟好處,地緣妥協換取貿易平衡,軍事剋制換取戰略穩定。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川普確實有求於北京,而且這種有所求的範圍與強度,可能遠超外界的一般想像。從對內政治來看,川普需要穩定農業州的選民支持,而中西部農業州正是他的傳統票倉。中國大陸對美國大豆、玉米、豬肉等農產品的採購訂單,直接關係到這些州的農民收入與選舉取向。如果中方能夠在川普競選期間或上任初期釋出大規模採購的善意,對川普而言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從對外戰略來看,川普需要在伊朗問題、北韓問題、中東局勢等地緣政治熱點上取得突破,以鞏固他的個人政治聲望與外交政績。伊朗核問題尤其關鍵。在美國當前進退維谷之際,若能與中方合作,透過中國對伊朗的經濟與外交影響力,促成某種形式的限核或談判突破,對川普來說將是一項重大成就。同樣地,在阿富汗重建、中亞穩定、甚至烏克蘭危機等議題上,中國的配合與否,都將直接影響美國戰略資源的投放效率。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陸可以提供給川普的,是一系列具有實質吸引力的經貿紅利與戰略配合。相比之下,中方對美國的核心訴求則高度集中、極爲明確,那就是臺灣問題。中方希望美方在臺灣問題上的模糊空間進一步壓縮,希望「不支持臺獨」從口頭表態轉化爲具體行動,希望對臺軍售的規模與頻率受到更嚴格的限制。
當一方的需求分散而多樣、另一方的訴求集中而單一時,交換條件便出現了明顯的不對稱。在談判中,擁有「集中訴求」的一方往往更能精確定義自己的底線,而擁有「分散需求」的一方則更容易被逐個擊破。這就使得可能讓步的方向變得相當容易推測。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川普確實有求於北京,而且這種有所求的範圍與強度,可能遠超外界的一般想像。(圖/路透)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之間潛在的「臺灣交易」,未必是美國全面放棄臺灣這種極端場景,那樣的動作不僅會引發美國國內巨大的政治反彈,也會嚴重打擊盟友對美國承諾的信心,代價過於高昂。更可能的交易形式,是一系列看似溫和、但長期下來影響深遠的有限讓步。
最直接的切入點就是對臺軍售。中國長期以來強烈反對美國對臺軍售,並多次以軍事演習、外交抗議與對美企制裁作爲迴應。若未來美方在軍售問題上採取更保守的態度——例如延後F-16V戰機的交貨進度、縮減魚雷與飛彈等攻擊性武器的出售清單、或是在關鍵時刻否決某些軍售項目,這既能向中方釋放善意與誠意,也能降低臺海發生突發衝突的短期風險。
同樣地,美方也可以調整對臺外交互動的形式與層級,例如避免派遣高階官員訪臺、降低與臺灣官方機構的接觸頻率、或是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的表態上更加剋制。這些「有限讓步」不會在短期內改變臺海戰略格局,也不會觸發臺灣內部的立即警報,但如果任其累積,卻可能逐步侵蝕臺灣的安全基礎,使臺灣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更脆弱的境地。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美國當前正面臨嚴重的戰略過度擴張問題。烏克蘭戰爭消耗了大量軍事資源與財政預算,中東局勢因以巴衝突而再度升溫,而印太地區的中國崛起又需要投入前所未有的注意力。
在這種多線作戰的壓力下,美國的國防預算雖然屢創新高,但實際購買力與戰略投送能力卻因通膨與多線消耗而受到侵蝕。越來越多的戰略分析家開始呼籲,美國需要進行「戰略收縮」或「優先排序」,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真正核心的利益上。
在這種背景下,「與中國建立一個可預測的、穩定的關係」,可能成爲華盛頓在某一階段的短期優先目標。而要達成這一目標,最現實的路徑之一,就是某種形式的「勢力範圍」安排——也就是美中雙方在各自的核心利益區內互不挑戰,降低直接衝突的風險。
如果這種思路在川習會中得到體現,即使只是語言層面上的調整——例如美方在聯合聲明中更強調「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或者在某些場合避免使用過去那種對臺灣的強硬表態——都可能對臺美關係產生深遠的、結構性的影響。
面對這樣清晰的「菜單危機」,臺灣政府的應對策略目前主要集中在一個方向:加強與美國的利益綁定,特別是在科技、供應鏈與投資領域。從臺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從半導體合作到軍工產業的本地化生產,臺灣試圖讓自己變得「不可或缺」,讓美國的任何決策者都無法輕易割捨這層緊密的經濟與戰略連結。
然而,這種策略存在一個根本性的侷限:當利益可以被量化時,它就同樣可以被交換。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設廠,從長遠來看反而可能削弱臺灣對美國的不可替代性——因爲美國本土正在建立自己的備援產能。
同樣地,臺灣對美軍購的金額越高,美國軍工複合體在臺灣問題上的利益固然越大,但這也同時意味着臺灣的國防預算被牢牢綁定在美國的武器系統上,形成一種難以擺脫的依賴關係。臺灣將自身的全部價值寄託於單一強權,不僅無法真正消除被交換的風險,反而可能加深依附的程度,在面對大國博弈時更加被動。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臺灣長期以來採取的「單邊依附」戰略路線,將外交、安全、經濟、科技發展等所有戰略面向,都高度集中於美國一國。這種路線缺乏多元佈局與風險分散的能力。在兩岸關係持續緊繃、臺灣邦交國數量不斷萎縮、國際空間日益收窄的情況下,臺灣實際上已經沒有太多選擇——對美依賴不是偏好,而是被迫的必然。
然而,越是如此,一旦美國政策出現調整(無論是出於國內政治、經濟壓力還是地緣戰略重組),臺灣就越缺乏足夠的緩衝與替代方案。這正是當前臺灣社會集體焦慮的根源所在——一種明知風險存在、卻無法逃脫的窒息感。
總體而言,「臺灣是否在菜單上」這個問題,其實從一開始就不是真正的問題——因爲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在大國博弈的世界裡,任何小型經濟體與政治實體,只要位處戰略要衝或擁有關鍵資源,就必然會被大國納入利益計算的方程式中。真正的問題在於:臺灣能否從「被動的談判標的」,轉變爲「主動的參與者」?能否在菜單被端上桌之前,就對菜單的內容擁有某種發言權?
在大國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中小型經濟體若無法建立多元的戰略佈局與足夠的自主空間,最終難免會被簡化爲一項可以標價、可以交換的選項。這不必然意味着被拋棄——但意味着命運掌握在別人的手中。
臺灣要突破這種困境,需要的不是更高分貝的親美口號,也不是更深的對美依賴,而是一種更爲清醒、務實且多元的戰略思維:在安全上尋求風險分散(例如與更多民主國家建立實質合作),在經濟上減少對單一市場與單一技術節點的過度依賴,在兩岸關係上尋找某種可以降低敵意、管控風險的對話渠道,以及在內部凝聚一種超越黨派與短期選舉考量的國家安全共識。
吳志中次長的大白話,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一種寶貴的警訊,它告訴我們,過去那些可以讓人安穩入眠的敘事正在失效,而那些被刻意忽略或壓制的現實,正在以最直接的方式叩門。
當川習會登場之際,全球目光都聚焦於中美兩國如何重塑彼此的關係、如何劃定新的紅線與合作領域。而在這場重塑之中,臺灣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是繼續被動等待別人決定自己的命運,還是設法在夾縫中開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無論答案爲何,有一點是確定的——菜單已經在準備中,而時間,並不站在猶豫者那一邊。
▼臺灣要突破這種困境,需要的不是更高分貝的親美口號,也不是更深的對美依賴,而是一種更爲清醒、務實且多元的戰略思維。(圖/總統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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