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彩禮困局 一樁婚事掏空三代積蓄

2026年5月20日，新人們參加安徽「零彩禮、低彩禮」集體婚禮，倡導文明婚慶新風尚。（新華社）

前言：禮的本質是節制，並增飾情誼，而非把情誼折算成赤裸裸的價碼，但這份節制往往首先被最不需要它的人打破。高彩禮只是症狀，病根在錢款之外。

「一樁婚事掏空三代人積蓄」已不是誇張的修辭，而是大量中國農村家庭正在面臨的現實困境。據武漢大學調研數據顯示，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爲兒子娶媳婦的實際支出普遍在60萬（人民幣，下同）至100萬元，而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23119元，一個農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攢夠這筆錢。這一現象並非單一原因造成，而在治理上卻幾乎都是「一刀切」，加上經濟大環境帶來的不安全感，高價彩禮問題的整治似乎愈來愈難解。

從「鄭重」變得「沉重」

據觀察者網報導，彩禮的前身叫「納徵」，是西周婚姻「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中的第四個環節。耐人尋味的是，此前納采、納吉所持禮物均爲一隻大雁，雁隨陰陽遷徙而守時，古人取其「信義」與「從一」之意。禮的起點是象徵，不是價碼。到納徵時男方纔致送聘金，女方接受，定婚即告完成。這份聘禮最初被嚴格框定在象徵範圍內，要的是「鄭重」，而非「沉重」。信物一旦貴重到傾家蕩產，婚姻本身反而將被壓垮。

「儀禮·昏義」記載，古時婚嫁環節常以大雁作爲信物憑證。（取材自央視）

聘禮多寡向來依家庭條件而定，女方父母收聘財前，理應爲女兒擇選家世、財力、品性相當的人家。女子不是買賣的標的，撫慰不等於出售，這是底線分寸。秦漢以後，上層貴族率先越過禮制以厚聘彰顯財富。唐代舊士族高門在婚姻市場奇貨可居，宋代宗民間則講究「三金」（金釧、金錠、金帔墜），納徵自此被稱「下財禮」。明清兩代水漲船高，「貧而無力娶妻者」屢見於記載。

異化引來治理，治理又催生新的異化。元代對聘財徵稅以求抑制，明太祖下詔痛陳「專論聘財，習染奢侈」。歷朝對此的治理都在走鋼絲：一方面成婚成本高，夫婦不會輕易離散，婚姻也許穩固；但成本高過了頭，又會削弱結婚意願，傷及人口繁衍。禁之太急傷人情，聽之任之成攀比，沒有一朝真正根治過。

風頭一過 行情照舊

歷代治理的思路大體一致：定限額、申禁令、懲奢靡。結果也大體一致：風頭一過，行情照舊。直到20世紀中葉，出現了一次方法完全不同的嘗試。1950年4月，新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通過，第二條寫明：「禁止任何人藉婚姻關係問題索取財物。」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恰恰是沒有把力氣只花在「錢額」上。

新娘身上掛滿三五、五金的傳統彩禮。（取材自微博）

當時的宣傳沒有停在批判「封建陋習」上，而是逐條對應普通人的真實顧慮：擔心女兒低人一等？就告知收受彩禮是輕視婦女，收錢本身就是出讓地位。怕過窮日子？就把帳算清：綏德一個貧農分了土地，卻因賣地娶妻而返貧；河北的王大發爲娶妻賣掉大黃牛，耕田沒了勞力。最怕老無所靠？就直接回答：集體經濟爲老年人提供保障，女兒不因出嫁而免除贍養義務。

自主婚戀 聘金未亡

除了釐清「爲何要摒棄高額彩禮」，那場治理運動真正超越歷代的地方，還在於它爲青年跳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束縛，提供了另一種現實可能。

集體生產把男女青年從家庭帶進了公共生活，互助組、合作社、民校、識字班成了讓青年男女在共同勞動中相識相愛的場所。舊式媒婆也被不取酬的婦聯主任、公社書記、工會幹部等新式介紹人替代。加上聯動各級政府與人民團體，搭配基層宣傳、司法介入的協同機制，新法向下滲透傳播，衝擊包辦婚姻、男尊女卑的舊俗，自由自主婚戀漸漸成爲社會新風，家庭內部的價值取向得到重塑。

雖然成效顯著，但囿於期間社會資源的不足以及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彩禮並未就此消亡。

反映婚姻自主的電影「劉巧兒」。其中，劉巧兒「自己找婆家」的唱詞家喻戶曉。（取材自觀察者網）

男多女少 金額起飛

改革開放以後，彩禮觀念的演變邁入新階段。80年代的一項農村調查顯示：1980年到1986年間，農民收入增長了1.1倍，而彩禮花費漲了10倍。

浙東十里紅妝婚俗。（取材自觀察者網／寧海縣社科聯供圖）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王德福研究發現，豫東農村的婚俗編年記錄了完整的爬坡：70年代，男方婚前帶女方上街買幾套衣服，花費不過幾十元；80年代到90年代初，彩禮數百（人民幣，下同）到1千元，貨幣開始取代實物；90年代後期是轉折期，彩禮從一兩千元跳到五六千元，並第一次明顯超過嫁妝，「一頭沉」的格局出現。

2000年後更以明顯加速度推上高臺，8800元叫「八八大發」，11000元叫「萬里挑一」，17000元叫「萬里挑妻」。2008年後「一年一個行情」，年均漲約1萬元，2011年已有人開出8萬，一路演化至2021年全國農村彩禮均價14萬。

彩禮暴漲，有其明確的結構性觸發時點。2010年前後，80後、90後進入婚齡，出生性別比長期失衡的後果開始兌現。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到40歲適婚年齡男性比女性多1752萬人。在河南、江西、山東等傳統婚俗濃厚且性別比失衡嚴重的地區，彩禮率先「起飛」。2015年以後發生質變，高彩禮向全國蔓延。

明碼標價 苦了誰？

國內彩禮水平並非鐵板一塊，地域分化的格局正是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2020年廣東千村調查顯示村莊平均彩禮僅2.66萬元，2024年一項國際期刊研究測算的各省彩禮中位數裡，廣東4.2萬元依舊處於全國低位，而同屬東南沿海的福建中位數高達11.5萬元，欠發達的甘肅、豫東、皖北彩禮同樣衝高至十幾萬。富地有高價、窮地也有高價，用經濟水平解釋彩禮難以成立。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21年刊發的一項研究，把晉冀魯豫陝、皖北、蘇北歸類於「被迫競價模式」，當地將幫兒子娶妻視作父母必須完成的人生任務，完不成便承受村莊輿論壓力。婚配多依靠媒人介紹，缺乏感情基礎，經濟條件就成爲相親市場的硬性標尺。男多女少又擡升女方議價空間，相親機制把二者轉化爲明碼標價的禮金。黃淮海部分農村彩禮衝高至30萬，疊加縣城購房要求，民間便有「兒子娶媳婦，爹孃脫層皮」的說法。

江西是突出樣本，2026年，鷹潭一戶男方備好28.8萬彩禮即將定親，卻被出價38.8萬的競爭者截胡，彩禮徹底異化爲拍賣競價。浙閩沿海高彩禮的機制又不同，常有男方拿出50萬高額彩禮，女方再添等額甚至更多嫁妝帶回，禮金是財富與面子的炫耀。閩南晉江、石獅甚至演化出高嫁妝、低彩禮的格局。同處沿海，廣東卻風俗迥異，珠三角彩禮普遍兩三萬，更看重「講心唔講金」的好意頭。各地迥異的格局意味着，一刀切的治理思路很難奏效。

卡四層面 屢治不愈

2023年7月，江西黎川縣民政局發出通告：彩禮超過該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倍、約6萬元者，羣衆即可舉報。投訴電話與網帖立即連日涌來，許多來自當地女性：「只考慮了男孩子的問題，根本沒有考慮到父母養育女孩子的成本。」數日之後通告撤銷，民政局工作人員承認「考慮不周」。

這紙通告的短命，像一枚探針，測出了當前治理格局的水深。梳理近年中央一號文件，可見一條清晰的升級線：2019年首提治理「天價彩禮」，2021年規範爲「高價彩禮」，2022、2023年升級爲「專項治理」，2024年對「高額彩禮」首提「綜合治理」，2025年單獨成段，2026年強調「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八年七次點名的另一面，恰是屢治不愈。

江西上高縣推行「移風易俗集體婚禮」。（新華社）

難在四個層面：一是公私邊界，彩禮本質仍是私域家務事，政策規定常被批干預民間事務；二是觀念，幾乎人人抱怨彩禮高，輪到自家女兒出嫁又覺得「不能比別人低」；三是人口結構，適婚青年1752萬的性別缺口是數十年生男偏好累積的歷史欠帳；第四，彩禮嵌在代際倫理與保障缺位之中：男方視娶媳爲人生任務，女方把彩禮當作養老的防禦性「儲蓄」。

而在這些壓不住的焦慮下，彩禮於是變相爲縣城的房、加名的證、折價的「三金」，從公開給付轉入隱蔽支付。中央社會工作部官網2025年刊文坦承「變相彩禮隱性化」「反彈風險存在」。

「樂業」底氣 免禮前提

報導指出，年輕人的無助與迷茫，疊加老年人的焦慮與責任，共同構成彩禮困局的現實土壤。解法，不在彩禮本身。上世紀50年代那場大規模婚俗整治，依託強動員、強幹預的時代條件早已不復存在，但當年的治理內核仍具備參考價值：比觀念疏導更爲重要的，是搭建起可供年輕人真實交往的現實場景。

過去互助組、識字班就是這樣的公共空間，年輕人在共同勞作學習當中彼此相識，感情先於條件權衡。智能手機普及之後，無目的碰面這類非正式相處大幅減少。當日常自然結識的渠道不斷收窄，相親桌、直播間成爲異性主要相識途徑，交往就簡化成條件比拚與數字博弈，彩禮也就更有可能從禮節異化爲篩選的硬性標尺。

另有兩方面的工作，也影響男女雙方的婚戀心態。

第一件，讓每個人的人生都儘可能精彩。彩禮通脹與一切無效內卷類似：當衡量青年的尺度只剩「拿得出多少萬」，競爭就只能沿鈔票厚度展開。解法不是壓低某個價格，而是增加人生的評價維度。「免禮」的前提，先是「樂業」的底氣。人的尊嚴若有多個出口，就不必全擠在金錢這一個出口上。

第二件，讓人安心於這份精彩。彩禮之所以高，部分因爲承擔其份外的「養老儲蓄」與「保證金」功能。女方父母把女兒的婚事當作晚年風險的對衝，不能以貪婪一概而論，也常有保障缺位之下的自救。50年代的說理拆得動這個死結，靠的是「集體保障加女兒不免除贍養」這套替代承諾。今天的對應物，是養老、醫療、住房的兜底。兜住了底，人就不必把婚姻當作最後一張保單。

高額彩禮表面是錢，根子是觀念的問題、安全感的問題，愈來愈多的人不再需要通過彩禮來保障未來，它纔會失去生長的土壤。

中國某地推出讓不少網民看了覺得氛圍恐怖的「不要彩禮要幸福」宣傳標語。（取材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