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治國的篤實精神彌足珍貴 如今安在？
▲回顧臺灣的發展軌跡，戰後初期百廢待舉，正是憑藉一批深具工程師精神的技術官僚，才奠定了其後經濟起飛的堅實基礎。（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臺灣的經濟發展歷程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成就，皆深刻體現了一種以專業技術爲核心、追求務實高效的治理精神，即所謂的「工程師治國」精神。
這種精神強調實事求是、尊重專業、精準執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與以程序辯論和利益折衝爲主要特徵的「律師治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當前全球競逐科技創新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時代，重拾並煥發這種篤實的工程師精神，對於提升治理效能、推動社會進步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回顧臺灣的發展軌跡，戰後初期百廢待舉，正是憑藉一批深具工程師精神的技術官僚，才奠定了其後經濟起飛的堅實基礎。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孫運璇。他在二戰後接手幾近全毀的臺灣電力系統，以工程師務實苦幹、使命必達的精神，帶領團隊在短短五個月內修復了全島百分之八十的電力設施，這不僅是一項技術奇蹟，更是其堅毅執行力的最佳寫照。
其後，他與李國鼎、尹仲容等同樣具備技術背景的決策者，共同推動設立工業技術研究院、規劃新竹科學園區，並制定了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
他們不以言辭取寵，而是憑藉專業判斷與高瞻遠矚的規劃，將臺灣一步步推向科技產業的舞臺。這些人物的共同特質，在於他們將工程領域中追求精確、注重實效、勇於任事的習慣，內化爲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方法論。
這種工程師治國的精神，核心在於「篤實」二字，意味着治理者必須腳踏實地，深入問題核心，而非停留在表面口號或意識形態的爭論。同時強調目標導向，一切決策與行動最終都應指向問題的解決與成果的落地。
相較之下，當今世界許多地區盛行的「律師治國」文化，往往將政治過程過度程序化與訴訟化。決策者習慣於從法律條文與程序正義的角度出發，固然保障了權利，卻也可能陷入無止境的利益協商與司法挑戰之中，導致重大公共工程與政策延宕不決，喪失發展先機。美國基礎設施的老化與更新緩慢，很大程度上便與其過度依賴法律程序與政治折衝的治理模式有關。
中國大陸近數十年來的經濟建設成就，尤其是基礎設施的飛躍式發展，無疑是工程師精神在宏觀層面上的最佳實踐。從全球規模最大的高速鐵路網絡，到領先世界的5G通信基站建設，再到覆蓋城鄉的電力與水利工程，這些成就的背後，是一種將國家目標轉化爲具體工程項目，並動員全國資源、以極高效率予以完成的治理能力。
這種能力體現了工程師思維中「規劃—執行—反饋—修正」的嚴謹閉環，以及面對複雜問題時，將其分解爲可操作步驟並逐一攻克的務實態度。以港珠澳大橋的建設爲例，其總工程師蘇權科帶領團隊挑戰世界級難題，堅持科學攻關與技術創新，最終建成了這座舉世矚目的跨海通道，正是這種精神在具體工程上的極致展現。
在當前臺灣的政治環境中，儘管民粹風氣與政治攻防時常掩蓋了專業治理的聲音，但工程師精神的典範依然存在。以長期投身於公共工程事務的李四川爲例，他歷任三個直轄市副市長，始終專注於工程本業，不善言辭與作秀，卻因務實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清廉正直的作風，贏得了跨黨派的高民意支持。
他被譽爲「工程人」的典範，其身影提醒着人們，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變化，最終能夠爲社會帶來實質福祉的，仍是那些能夠篤實做事、解決問題的人。這種精神，正是當前社會最爲稀缺、也最值得效法的珍貴資產。
工程師治國並非毫無缺點。若過度強調效率與目標達成，可能犧牲程序正義與公民參與，甚至可能因權力集中而產生監督不足的風險。然而，國家治理能力的強弱，不僅取決於制度設計的完備與否，更深層地取決於決策文化與執行精神。當一個社會失去將藍圖轉化爲現實、將政策落實爲建設的能力時，再完美的制度也將淪爲空談。
在全球進入科技競賽、產業競賽與基礎設施競賽的新時代，能否以篤實的精神「把事情做成、做好」，已成爲衡量治理效能的關鍵標準。
工程師治國的篤實精神，其價值在於將抽象的治理目標，轉化爲具體可感、惠及民生的實際成果。它要求治理者具備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貫徹執行的堅定意志，以及不尚空談、埋頭苦幹的務實態度。兩岸的發展經驗都證明了這股力量的巨大潛能。
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無論是應對內部挑戰還是參與全球競爭，重拾併發揚這種以專業、務實、篤定爲核心的工程師精神，使之融入治理體系的血液之中，對於確保社會持續進步、增進人民福祉，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在當前臺灣的政治環境中，儘管民粹風氣與政治攻防時常掩蓋了專業治理的聲音，但工程師精神的典範依然存在。以長期投身於公共工程事務的李四川爲例，始終專注於工程本業，贏得了跨黨派的高民意支持。（圖／記者黃克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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