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副散文】林禹瑄／日常對話

日常對話。（圖╱阿鄉）

在歐洲的第十年，搬進了我住過最不歐洲的公寓。

雖然到了後現代主義成爲日常的時代，這樣將地名當形容詞用的修辭手法顯然已經失去意義。歐洲人的臉不只一種顏色，我對歐洲公寓高天花板、大壁爐、長條實木地板、陽臺雕花欄杆的僵化想像，也成了來自二戰前極老極淡的投影，落到解構一切的河面上，很快就禁不起推敲地散了。六○年代建成的公寓位於工業區邊緣，格局緊密端正，伸手能搆到門框，一條狹窄走道連接客廳和臥室，中間幾道門後安置了廁所、浴室和廚房。由於離兩端窗戶都遠，走道終日都很陰暗，無光的時候沿牆從一個隔間到另一個隔間，像走一個螞蟻的巢穴。住過一間又一間迴音重重的高挑老公寓，忽然搬進這樣玩具屋般精巧的房子竟很快就習慣了，偶爾感覺自己是一個玩具屋裡的人偶，被屋外一個巨大的孩子用溫柔的眼神盯着，什麼都剛好什麼也不缺，夜晚可以放心地作夢。剛搬家的一個晚上我到了一個着火的房子裡，看牆上一張全家福照燒得殘破捲曲看得入迷，焦黑的碎片要撲到臉上時才醒過來，也不感到害怕，很自然地摸黑下牀，繞過衣櫥右轉出房門，再右轉進到廁所。在馬桶上聽尿滴答落下時才恍然想起來，幾個小時後的早晨再也不需要到陽臺收制服上學了。萬里之外那個天花板一樣低矮、格局一樣毫無餘裕、一家人一起緊密又疏離地生活了十二年的公寓，早已是另一家人居住了。

如果老家的意思是度過大半童年的空間，臺南那間公寓確實是最有資格被指稱爲我老家的地方。我說最不歐洲，意思其實是最像我老家。那些存在式的字詞在德希達低語的河流上漂盪，有時碰撞產生意義，有時被河水衝散到相隔遙遠的位置。幾年前我爲了生計打工教華語，對着一個個被繁複聲調和筆畫弄得或暈眩或挫折的臉煞有介事地說：每個字都有其道理，比如家是一面屋頂下一頭豬。我故意展演般地把字寫得很大，然後看着我筆下的那面屋頂與那頭蜷縮的豬漸漸失去彼此之間的聯繫，再漸漸失去屋頂與豬的外型，變成兩團形狀詭異的線條。在找房網站上看到公寓照片時，我沒想到家這個字，只感覺這是一間應該要住上很久很久、最終死在裡面的公寓。四處搬遷多年，看灰塵經年堆積出家具形狀的念頭突然變得誘人，很快就決定簽下長約。

「你確定嗎？」新公寓在城市的另一邊。住在舊公寓左近、三天兩頭約吃飯看電影的友人看我像看一個要嫁到遠方的女子，語氣惋惜裡帶着憐憫。我知道她其實想說的是：你會後悔。但後悔明顯是無意義的，甚至不需要丟進解構主義的河裡。我不知道要怎麼向她解釋，從一年前的某一天起，未來這個詞對我而言就成了帕斯卡的賭注。帕斯卡說，當無法證明神的存在時，選擇相信是損失最小的。於是我對友人說：「我都想好了。」那樣比意志本身還篤定的句子。像有段日子有人頻頻打電話來推銷退休保險，叨叨說了許多我無法理解的算式與數字。「六十五歲之後，你可以……」「但我不想活到六十五歲。」電話另一頭沉默了一陣，之後便沒再打來了。

生命確實是一連串的機率計算。歷史上反覆的戰爭、洪水、地震、瘟疫、饑荒。兩億精子中的一枚。兩百萬原始卵泡中的一顆。路上見到的所有面孔，都是機遇相乘刪刪減減後留下的痕跡。成爲存留下來的部分到底是幸還是不幸？如果被汰除的個體都還在，活着的我們或許都會被當作二十世紀初歐美馬戲團盛行的畸形秀表演者，僅僅因爲在呼吸而成爲奇觀。騾子嘴。龍蝦手。四條腿。兩根陰莖。連體姊妹。那個左胸腹上連着寄生雙胞胎小小扭曲身體的義大利男人裡貝拉，演出時會穿上西裝，在兄弟身上套上小外套和小鞋，拉起他的手輕輕揮舞。據說他的兄弟會自己移動，有一顆頭圍十五公分的腦袋在裡貝拉的腹腔裡。我感覺過去的自己就像一個發育不全的孿生體懸掛在身前，時不時動動腳趾，用只有我聽得見的聲音在我肚子裡咕噥：不明就裡地就這樣活下來了啊。

還好新的公寓沒有迴音。一句話就只是一句話的意思，沒有延展與變形，沒有時間拆解或深究。公寓外也非常安靜。電車和火車都遠，只有一條單行道在上下班時間送來車流。周圍住家的窗簾終日拉上，窗簾後隱隱透出的吊燈和電視螢幕不分日夜地亮着，我後來才知道住的大部分是老人。白天街道上沒有匆忙的腳步聲，晚上更沒有。離開熟悉的生活圈之後，交際少了，生活像抽乾的泳池一樣空寂下來。伴侶不在的時候，我一個人在水泥牆圍起的空間裡爲盆栽澆水，吸地，讀書，把衣服扔進洗衣機再拿出來，對着電腦敲字，與遠方從未見過的同事傳遞訊息，信上千篇一律的開頭：我希望這封郵件找到你很好。那句話如此有禮地忠於事實──找到對方的主詞是郵件。我只是希望。對方好不好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安靜的日子過得並不更快，也不更慢，每天陽光從公寓的一面轉到另一面，將我轉成日晷，將公寓中央光線到不了的地方轉成黑洞。黑洞裡有一雙眼睛。

我過了許久纔想起那是阿媽的眼睛。不盯着誰看，就只是睜着，彷彿人偶。一家人搬進公寓之前阿媽就已經中風了十四年，失語，半身癱瘓，起初還能勉強撐柺杖走路，後來只能停在輪椅上，失去力氣的手腳漸漸枯捲起來。於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爲阿媽是一株植物。父母外出上班的時候，我在公寓靠窗的一邊，她坐在黑洞裡。經年的屋子裡，一場經年的沉默練習。某天廁所傳來凌厲的叫喊聲，是阿媽跌在地上，手腳像一隻倒置的蟲子往空中抓。許多年後，我依然無法分辨那一刻最讓我害怕的是什麼──阿媽忽然動了起來，發出聲音？阿媽痛苦的表情？我支撐不起的、阿媽沉重的身體？還是一個人在一幢房子裡待久了，終會被房子以某種安靜而殘忍的形式困住？

沒有回答的疑問太多了。世故的人說，不去想是好的。想了不只傷心，而且無用，必須讓自己忙碌起來。工作。運動。養花。看股票。玩小遊戲。做什麼都好。重要的是做，而不是什麼。阿媽五十五歲中風，七十五歲過世，整整二十年什麼也不能做的時間，都在想些什麼呢？只剩下思緒的、以年爲計的日常，究竟更空了？還是更滿了？阿媽死了很久之後，我纔想到這些問題。

然而即使阿媽還在，也是回答不了這些的。一起待在公寓那麼長的時間裡，我從未聽過阿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遑論交談。或許因爲這樣，我非常習慣靜默，尤其是在老家一樣的公寓裡。除了伴侶之外，我在公寓樓裡最常對話的人是露易絲。搬家那天，一鄰居的車子擋住了貨車路徑，我在安靜的樓梯間來回猶豫，沒有勇氣貿然敲門。忽然隔壁的門開了，是一個看起來至少八十歲的婦人，背有些駝，銀白短髮梳得整齊。「你找席琳嗎？她出去了，還沒回來。」

慌忙中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只覺得她貼心。幾天後我下樓梯，她正好打開屋門，對到眼之後她問：「你們的貓好嗎？」我從沒跟她提過貓，以爲貓晚上奔跑太吵了，但她笑笑說不是。「我在你們搬家那天看到的。」

原來真的有一雙眼睛在盯着公寓。可能會讓許多人不自在的凝視，卻莫名讓我安心。畢竟露易絲能做的，也只是站在自己家的窗邊。這個家她住了四十年，從四人兩貓住到自己一人，一個女兒每週會來看她一次，丈夫四年前死於疫情，兩隻老貓不久後也陸續死了，埋在花園裡，花園許久沒整理了，她膝蓋不好走不遠。種種這些都是她斷斷續續在門邊對我說的。一個月至少有幾次我會遇上她開門，或等人送貨，或等女兒。我反射性問你好嗎，她無表情地說老了怎麼會好，然後趁我接不了話的時候，說一段過去的軼事。她的語句急切而流暢，總讓我懷疑她是在家裡側耳等了幾天，終於等到我的腳步聲，抓準時機開門說這些忍不住的話。

有天我也會像這樣忍不住地要跟一個陌生的人說話嗎？我還來不及問露易絲，她就毫無聲息地搬走了。兩星期沒與她交談之後，開門的是一對中年夫妻，說露易絲的女兒把她送去安養院，屋子租了出去。沒有眼睛凝視的公寓更安靜了。我這時才發現了公寓走道上的黑洞，後知後覺地想起來，在我還沒有記憶的時候，阿媽是曾經說過話的。母親說我那時兩歲多，一家人還住在山腳下阿公買的透天厝，一天我不知道做了什麼讓母親追着我打，從家裡一路追到街上，坐在門口的阿媽起不了身，只能一遍遍喊：莫共伊拍，莫共伊拍。

不知道母親爲什麼要對我說這節往事。按照心理學家的說法，我會搬到世界的另一端，再搬進一個老家一樣的公寓，大抵都跟這生命初期幾分鐘的情節有關。但誰知道呢？所有對過往的端詳與詮釋，爲的也不過是能再往前多走幾步路。一個帕斯卡的賭注，連起下一個帕斯卡的賭注。機遇與機遇相乘。或許有天我也會像露易絲一樣，打開家門，忍不住地對一個經過的鄰居說，我曾經幾次踩着特別沉重的步伐下樓，爲的就是讓露易絲有時間開門，期待她會像一個祖母一樣，對我說那句我未能記得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