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陳建仁宏圖的背後（張瑞雄）

中央研究院於18日舉行院長交接典禮，前副總統陳建仁（右）自前院長廖俊智（左）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長職務，並由副總統蕭美琴（中）監交。（陳俊吉攝）

前副總統陳建仁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接棒廖俊智長達十年的任期。在交接典禮上，陳建仁提出打造亞太卓越研究機構、推動AI治理典範等五大方向，令人期待。只是在這番壯志宏圖的背後，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早在此次院長交接之前便已浮上臺面，那就是中研院還有必要以現在這種形式存在嗎？

這絕非危言聳聽，今年初，就有院士公開表示，討論中研院的存廢，遠比討論誰來當院長更重要。學術界也早有聲音指出，中研院與各大學之間已形同「一國兩治」，同樣競爭國科會研究經費，同樣爭取產學合作，卻在體制上享有截然不同的待遇。大學教授身兼教學研究與輔導學生的工作，卻要與不需指導學生的中研院研究人員一起競爭，公平性實在值得商榷。

中研院創立於1928年，仿效的是德國科學院的建制，內設研究所而非依附大學。這樣的設計在當年有其時代背景，彼時臺灣大學的研究能量薄弱，需要一個獨立機構承擔基礎研究的重任。但數十年來，臺灣頂尖大學的研究實力已大幅提升，臺大、成大、清大、陽明交大等校在國際學術排名上屢創佳績，不少領域已能與中研院平起平坐，甚至相互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繼續維持一個平行於大學體系的龐大研究機構，是否仍符合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確實值得深思。

有人建議應將中研院直接解散，研究人員全數併入頂尖大學。這樣的想法並非空想。德國普朗克研究院向來是獨立研究機構的典範，但近年也不斷強化與大學的合作機制，共聘研究員擔任大學教職，避免與大學系統脫節。美國更是從不設立類似中研院的獨立學術機構，一流科學家分散在各大學，代代相承，形成厚實的學術底蘊。相比之下，臺灣的模式確實顯得落伍。

另一種思路是將中研院轉型爲國際性研究大學，專門招收外國研究生，授予學位，讓中研院的學術資產真正與人才培育接軌。這想法有其吸引力，因爲它不需要打破中研院現有的研究文化，卻能補足長期以來「只研究、不育才」的制度缺口。臺灣面臨少子化浪潮，大學生源日益萎縮，轉以中研院爲基地吸引國際學生，既可強化臺灣的國際學術形象，又能爲研究人員提供更完整的學術發展路徑。

若要折衷，也可以採取部分改革的路線，中研院只保留那些大學確實難以承擔的先進研究領域，例如需要極爲龐大儀器設備的天文觀測、量子計算基礎研究，或跨學科整合的長期社會調查。至於那些大學已有強大研究能量的領域，相關研究所就應考慮裁撤或與大學合併，而非繼續重疊發展、浪費公帑。

無論如何，中研院的改革討論不應只停留在「誰來當院長」的層次。這是一個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臺灣學術資源分配邏輯的時刻。在AI與科技競爭白熱化的當下，臺灣每一分投入研究的資源，都必須花在刀口上。中研院如果不能清楚說明自己能做哪些大學無法替代的事，那麼中研院存在的意義將只會是持續的「在喉之鯁」，問題只是暫時擱置，沒有真正解決。

（作者爲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