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淪無法治理的國家？

（圖／美聯社）

儘管英國政治學者把首相一職形容爲「不可能的任務」，但10年7位首相，讓人不禁質疑：英國是否已淪爲一個無法治理的國家？

從卡麥隆的公投豪賭、梅伊在脫歐泥淖中的3年掙扎、強森的醜聞纏身、特拉斯荒誕的49天，到蘇納克的黯然落幕，再到如今施凱爾在黨內逼宮聲中的岌岌可危，英國首相的平均任期正在以令人詫異的速度持續收縮。

「無法治理論」並非毫無根據。我們可列出一長串結構性障礙——過度集中的行政體制、日益老化的官僚體系、脫歐造成的經濟摩擦，以及國債的財政束縛等。在新冠疫情與烏克蘭能源危機雙重衝擊後，英國已陷入低成長與高債務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些結構性困境真的足以解釋英國近年來的治理崩解嗎？未必。從卡麥隆的脫歐公投到特拉斯的「迷你預算案」，都不是制度的結構缺陷，而是政治人物做出的錯誤選擇，是一個黨魁爲平息黨內分裂所做出的政治算計。換言之，不是國家無法被治理，而是這些領導人選擇了以治理國家爲代價，換取黨派利益。

施凱爾當下面臨的困境，最能說明這個現象。2024年大選，工黨以「改變」與「穩定」爲旗幟，終結了保守黨長達14年的執政。那是一場關於執政能力與國家利益的選舉，工黨憑此贏得了壓倒性勝利。但不到兩年，議會多數席位反而成了逼宮派的人頭計算工具。迄今超過80名工黨議員公開呼籲施凱爾下臺。

施凱爾的困境，部分源於他自身的失誤，在福利改革上的政策搖擺、任命具爭議人選出任要職，顯示他缺乏清晰的政策主軸。然而更根本的問題仍在於，他在上臺前，從未真正準備好面對執政的代價。

大選時，左右兩黨都承諾了一份不誠實的未來：無需大幅增稅，無需痛苦削減，繁榮唾手可得。工黨上臺後的前兩份預算案便追加了660億英鎊的稅負。施凱爾試圖推動改革時，自家議員成了他最大的阻力。這是領導力的問題。

英國政治近年來有個耐人尋味的規律，各政黨在選擇領袖時往往優先考量個人魅力、意識形態的純粹性，以及「當下能否贏得選舉」，而非「執政後能否治理國家」。強森是此邏輯的極端體現。他以個人魅力贏得了2019年的壓倒性勝利，卻也以同樣驚人的速度把政府帶向崩潰；特拉斯則是意識形態優先的後果，一份未經財政評估的減稅計劃，在49天內釀成一場金融危機。

今日英國，與1970年代末的疲態有幾分相似之處。當時接連幾屆政府在經濟停滯與社會動盪下束手無策，直到柴契爾夫人的激進保守主義打破僵局。柴契爾夫人是一位有清晰綱領、有重量級智庫支撐，且有足夠政治意志承擔代價的領導人，這才能夠打破僵局。

如此看來，英國不是無法治理的，問題的核心未必在制度，而是人，更準確地說是政治文化。

英國的政治危機告訴我們，一個以選舉爲終點、以口號爲施政綱領、以黨派利益凌駕國家治理的政治文化，終將消耗掉任何一位領袖和其政黨的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