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向最好與最壞的時代

（圖／本報系資料照）

本週我們將迎向新年。在街口，我遇見一位準備前往劇院看《悲慘世界》的鄰居。這出改編自雨果長篇小說的音樂劇已經走過40年。鄰居說，自己看過近10次，但今年特別想再看一回，希望在那個極度黑暗的故事裡，再一次確認人性仍有良善和光明。

是的，我們正迎向一個連樂觀都必須帶着判斷力的年代。我出生於60年代初，整個村子僅有1臺黑白電視機，全村孩子依年齡和個頭有序地聚在一起看《大力水手》，那是一個變化緩慢、未來可推演的世界。那時，科技進步是線性的；地緣政治有清楚的陣營；經濟風險可被有效管理。如今這些前提幾乎同時消失了。

21世紀前四分之一的歷史——戰爭、大流行病、政治動盪、人工智慧等在在告訴我們：這不是單一危機的累積，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轉變。因此，我們正在同時迎向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兩種可能性——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

地緣政治正是如此。美中關係已不再只是競合問題，而是一場關於制度、科技的長期博弈。臺灣問題不再是區域議題，而是全球供應鏈與安全架構的壓力測試。一旦失衡，其衝擊不會侷限於軍事層面，而將快速擴散至金融、市場與社會信心。在這個背景下，各國其實已悄然調整策略，從「效率最大化」轉向「韌性優先」。這不只是政策口號，而是對未來風險結構的直覺迴應。

人工智慧則是這場轉換中最關鍵、也最被低估的變數。真正的分水嶺，不在於誰先擁有AI，而在於誰能最快把AI嵌入制度、產業與決策流程之中。這將決定未來10年，哪些國家能放大優勢，哪些國家會被結構性甩開。

史丹佛學者布林約爾鬆所言，「史上最好或最糟的十年」，其實是一項高度務實的警告與提醒。AI不會自動帶來進步，它只會放大既有的選擇。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路徑尤其值得觀察。中國未必在每項技術上領先，但她在電動車、能源轉型、關鍵材料與人工智慧的結合上，展現出罕見的政策連續性與產業整合能力。這不只是追趕，而是一種以不確定世界爲前提的長期佈局。是否成功仍待時間驗證，但方向本身已反映對未來風險的清醒認知。

對比之下，以歐洲爲主的許多民主國家仍困在短期政治分裂的爭鬥中。當下或許應稱爲「高風險、高回報、低容錯」時期。對下一代而言，這將是史上最令人興奮、也最不寬容的時代——機會巨大，但錯誤成本同樣巨大。因此，韌性不再只是防守能力，而是一種持續調整方向的能力。

站在2025年末回望，此刻出現在腦海的是生物學家艾德華‧威爾森在《知識大融通》中的那句話：「我們被資訊淹沒，卻渴望智慧。」我對2026年保持審慎的期待。不是因爲風險減少了，而是因爲風險終於被看見，我們願意承認世界已不可預測，並據此重建思維方式。正如蘇格拉底所說：「我既不知道，也不認爲自己知道。」

在迎向最好與最壞的時代前夕，這樣的自覺，或許正是最大的前瞻。